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随记

      与人重名是一件郁闷的事,与名人重名是一件悲剧的事。而最狗血的事情,是上面两件事情我都经历过。
       当我还是正太的时候,我还不叫韩函,也不叫韩寒。那个时候,我叫陈铮。上中班那一年,和我一屋子里吃点心的有个喜欢流鼻涕的圆脸小子,一张老头脸,最大的优点是认识很多虫子,最大的缺点是喜欢拿虫子吓唬女生——当然那是老班的说法——毕竟你不能把虫子当花用。不过,他让我至今难忘的原因倒不是和他一起捉虫子的经历,而是他和我重名。一个班两个人叫一个名字,自然要有大小所分,正如前文所言,老头脸以绝对优势当选大陈铮,而我则由于过于正太只好做了小的——多么让一个想证明自己的人受伤啊!
       小学的时候我改了名,那是一年冬天,我妈和我姐在不尊重我发言权的情况下给了改了个至今让我深深受伤的名字——韩寒。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又从七年级到九年级,传说中的《长安乱》的作者如此频繁出现在我的周围,以致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谁是谁——这是一个悲剧的结果——比如两个女生在很花痴地谈论那个人的时候我会很兴奋地转头。结果很显然你是可以预料的——白眼几双,外加尖刻语数句——天真少年怎么能和飘发王子+文学青年相比呢?
       那是我的第N次受伤。
       2005年那一年是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因为我要改名了。当时的我苦思冥想,在翻遍《辞海》《古韵》后决定给自己起个响当当的名字——韩熙载——除了有点像韩国人,其他一切都自以为相当得好。后来在观摩某件国画大作时,一种挫败感随即而来。不幸的我再次撞车,现在我已经决定要赚大钱以便将来把那幅《XXX夜宴图》买回来收藏再也不让它出现在人世间。亚里士多德把人看作是“除了悲剧就剩粘液和胆汁”的物体,迪奥戈尼斯把死看做是一种幸福,而我就把我没有出生看作是一种幸运。
       悲愤的我从此成长为一名愤青,在挑衅地把名字改成韩函后,我继续着我的悲剧生活。
       大学期间,不论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我每次都会成为老师的提问和重点针对对象。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太过于活跃所致,但后来的种种表明我的名字在此类事情中所占有的贡献比例要超过八成。
       名字,成为了自己一块不能除去的心病。
       我常常想:为什么幼儿园时期的我要比大学时期的我快乐?排除一切外在因素,我忽然发现我的名字在这里头扮演了一个让人厌恶的角色。陈铮或许是个无名小卒,但韩寒是个名人大帅哥,粉丝无数。总是会有朋友调侃地问:“你最近出了什么新书没有啊?”每次我都很想暴打这厮——尽管我脸上灿烂如花。生活在“韩寒”的阴影下,我似乎只剩下被调侃的作用。而作为当初麦田《警惕韩寒》的支持者,我收到了各方面的攻击,恶毒的语言如飞雪般飘来。“韩寒”真让人受伤。
       我真的很想要韩熙载这个名字。
      有时候我有种身为莱昂·布鲁姆的感觉,那种尴尬无奈的局面着实很让人神伤。西塞罗在元老院的演讲很给力:我对希腊的作家、艺术的财富、他们的修辞的微妙和力量,以及其他的那些所声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提出证据的过程中应有的审慎和真实却在他们的民族性中未培养出来,他们不能理解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一个心怀鬼胎的希腊证人完全没有顾及到誓词中的话,只是尽其所能地去迫害他人。他们害怕的和感到羞耻的是被驳回或存疑,案子暂缓审判,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都不会放在心上……对这样的人来讲,誓言是一个玩笑,作证是一个游戏;你们(罗马公民)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来讲是十分陌生的;赞扬、奖励、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祝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厚颜无耻的谎言。
      希腊时代已经沉入史海,一个相似的辉煌民族还在挣扎。我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像西塞罗那样旁敲侧击而已——尽管最后他的双手被安东尼钉在了元老院的大门上。
      最后摘抄一句自勉的话:
      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的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 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 ---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们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能同时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作机 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作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他决定政治而不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 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划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点都抛弃了,心里想:
      “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的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器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
---《艺术哲学》丹纳著 傅雷译 P293~294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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